■ 韓兆斌

凡是看過電影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的人們，無不為主人公李俠奉黨的指示，戰(zhàn)斗在敵人心臟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壯烈犧牲的光輝形象所感動。李俠的生活原型之一，就取材于革命烈士秦鴻鈞。

秦鴻鈞，原名秦相猷，1911年出生于沂南縣世和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。他性情剛毅，對革命充滿信心。十五六歲時，就在家鄉(xiāng)與地下黨領導人徐相南、賀百珍一起組織了農民協(xié)會。1929年，經邵德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從此，他在黨組織的領導下，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。他參加過莒沂兩縣農民暴動，失敗后被捕入獄，家中變賣田產，將他贖出，他參加過大刀會，受黨組織的派遣，掌握群眾武裝，殺掉了罪大惡極的國民黨沂水六區(qū)區(qū)長杜紹曾，他曾是沂水南鄉(xiāng)黨的領導人之一，同其他成員一起，發(fā)展黨員，建立黨組織，為黨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1933年7月，由于山東臨時省委組織部長宋鳴時叛變，沂水縣委遭到嚴重破壞，許多黨員被捕。秦鴻鈞等人準備武裝營救獄中同志，后接到上級指示，凡是暴露了身份的黨員一律離開家鄉(xiāng)鬧革命。于是，他們分成幾路找黨。秦鴻鈞先到青島，繼而又經大連來到哈爾濱。在哈爾濱，他通過幼年時同學、曾擔任黨的地下交通員的賀百珍，和黨組織接上了關系，繼續(xù)開展革命工作。1936年底，他受組織委派，去蘇聯(lián)學習電臺通訊技術。

在蘇聯(lián)，秦鴻鈞很快與組織接上了關系，開始學習電臺通訊技術。學習無線電技術，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知識，秦鴻鈞只上過幾年私塾，連代數也沒學過，更不懂外文，該是多么困難。但他想到這是黨交給我的任務，沒有理由不完成。因此，每天早起晚睡，刻苦學習，遇到不懂的問題，便追根求源，不弄懂弄透徹不肯罷休。

在蘇聯(lián)學習，條件比國內好得多。但是有一次上實習課，教師竟拿了一套破舊的電臺機器讓秦鴻鈞拆裝。秦鴻鈞感到奇怪，就把這個疑問提了出來。教師熱情地告訴他說：“不是沒有好機器，也不是不愿意給你好的機器實習，現在讓你使用舊器材，困難和障礙可能多些，但對你回國之后，掌握電臺通訊的技術有好處。”秦鴻鈞想了想，感到有道理。于是，他刻苦學習，認真鉆研，終于在限定的半年時間里，學會了一整套無線電通訊技術，于1937年結業(yè)，回到了國內。

秦鴻鈞回國后，黨根據城市工作的需要，派他到上海建立一座秘密電臺，并擔任報務員。在日本帝國主義統(tǒng)治下的上海，架設起我黨的地下電臺，與第三國際遠東局接上通訊聯(lián)系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黨組織周密地考慮了秦鴻鈞的處境，決定要他先在上海建立一個家庭。于是，通過黨內的同志介紹，他和韓慧如結了婚，住在金神父路148號一幢花園洋房里。為了工作方便，他還遵照黨組織的指示，在辣斐德路（今復興中路）菜市路（今順易路）口設了永益糖果店，公開身份是糖果店的老板兼推銷員。在當時的上海，無線電零件有的是，但敵人控制很嚴，秦鴻鈞不能公開去買，只好想方設法到舊貨攤上去搜購，東找一點，西湊一點，總算裝成了兩部收發(fā)報機。有了電臺，緊接著就是架設天線。為防止敵人破壞，天線只能架在隱蔽的地方。放在哪里好呢？秦鴻鈞想了好久，終于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：將天線嵌設在房子的天花板內，在天花板的頂端開一個小洞口，從洞口露出線頭，工作時將天線接上，工作結束后，就將天線拔掉。這樣，既隱蔽，又可以準確而清晰地傳送電訊。

地下電臺通訊工作，是十分艱難的。除了時刻提防日本帝國主義軍警特務的偵察外，還得排除由于機器破舊而造成的技術上的障礙。為此，秦鴻鈞經常徹夜不眠。韓慧如很擔心他的身體，有時在他工作時爬上閣樓勸他休息一會，可秦鴻鈞總是笑著搖一搖頭。秦鴻鈞在搞好通訊聯(lián)絡的同時，還抽出時間，親自去搜集情報。他經常身穿西服，戴著金絲邊的眼鏡，和穿著入時的韓慧如漫步在黃浦江畔。他們來回散步，似乎在觀賞江景，實際上卻是根據黨的指示，做著嚴肅的政治工作。

1939年，秦鴻鈞奉黨的指示調往哈爾濱工作，從上海到東北，要闖過敵人道道關卡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為此，秦鴻鈞裝扮成一個失業(yè)者，韓慧如裝作家庭婦女，帶著一歲多的女兒，帶了一些簡單的行李物品，偽稱逃荒關外謀生。

當他們乘船到達大連準備上岸時．引起了敵人的懷疑。秦鴻鈞被日本軍警帶走，韓慧如帶著孩子在碼頭等候。從下午等到天黑，兩個日本軍警才將秦鴻鈞押回來，連同韓慧如和孩子一起押入水上“衙門”，繼續(xù)進行審查。軍警問韓慧如：“你們從什么地方來，到這里干什么？”她說：“我跟男人從青島來，想到這里找點事做。”軍警又轉過臉去問秦鴻鈞：“怎么連事情還沒有找到，就把女人和孩子一起帶來了？”秦鴻鈞立即回答：“我們窮人本來就沒有家，受苦受累情愿在一起。”敵人對這種回答很不滿意，一個軍警連打了秦鴻鈞幾記耳光，鮮血順嘴角直流。接著又搜查他所帶的東西，最后翻到一本外文書，實際上是一本偽裝的密電碼，書內夾了各式各樣的繡花線和鞋樣。兩個日本軍警一邊翻一邊嘴里嘰哩咕嚕，秦鴻鈞夫婦心中都很著急。幸好敵人投有發(fā)現秘密，隨手把這本書扔到了地下，他倆才松了一口氣。一場風波過去了，秦鴻鈞本應盡快離開趕往哈爾濱。可是當他考慮到狡猾的敵人會不會設下圈套，暗地派尾巴盯梢時，就改變了主意，決定在大連住一個時期。

在大連，秦鴻鈞租了一個馬棚，找來幾塊木板，搭起一個簡陋的鋪，就住下來。在上海工作時，住的是花園洋房，雪白的墻壁，晶亮的地板，衛(wèi)生設備齊全?，F在突然住進了馬棚，外邊又是糞坑，臭氣沖鼻，蒼蠅、蟲子咬得孩子睡不著覺，韓慧如也有點沉不住氣了。秦鴻鈞看到妻子的神情，關切地說：“今天我們只是從洋房搬進馬棚，還不是生死考驗。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情況下，都要經得起考驗。”韓慧如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。”秦鴻鈞一家在大連住了20多天，未發(fā)現敵人跟蹤，便于1939年10月前往哈爾濱。

到哈爾濱的第二天，秦鴻鈞就買了一只小紅箱子，作為接頭的暗號。一連幾天也未找到黨組織。后來，他從一位山東老鄉(xiāng)口里了解到在道外顧鄉(xiāng)屯有位姓賀的開了個雜糧店，生意不錯。秦鴻鈞估計，可能是他的老戰(zhàn)友賀百珍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來到道外顧鄉(xiāng)屯雜糧店，對站在柜臺前面的一位婦女說：“買一斤高粱米。”當女店主正在稱高粱米時，他突然沖進賬房間，看到了賀百珍。這時，賀百珍也認出了秦鴻鈞，兩人高興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“公和成”雜糧店，是黨組織為掩護地下電臺而開設的。賀百珍就是雜糧店“老板”，秦鴻鈞自然就成了雜糧店的“伙計”。舊社會，主仆之間有明顯的區(qū)別，扮作學徒工的秦鴻鈞，一身短打，腰間系著一條粗布帶子，腳上穿著一雙釘了底的粗布棉鞋，挑水、劈柴、燒飯、拉拖車送糧、軋面條，什么都干。他的妻子韓慧如，也打扮成學徒工的家屬。他們在道外農村租了一間草房，共同議定了必須做到的三件事：一、盡快熟悉農村婦女的生活習慣、二、按照學徒工的收入安排家里的生活、三、每天要打掃院子，和鄰居搞好關系。

抗日戰(zhàn)爭進入了相持階段之后，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兵力增加到百萬。在對東北抗日聯(lián)軍進行毀滅性的“掃蕩”的同時，還利用偽警察、保甲自衛(wèi)團，實行民眾保甲連坐辦法，破壞抗戰(zhàn)，迫害我地下工作者和各界愛國同胞。秦鴻鈞一家雖已住下來，仍經常遭受日本特務組織的嚴密審查。有一次，日本警察突然盤問韓慧如的家鄉(xiāng)居住地，由于韓慧如早有準備，對答如流，才避免了一場大禍。

在敵人眼目下開展秘密工作，要特別細心謹慎。有一次，秦鴻鈞發(fā)現韓慧如在外邊上廁所時用了手紙，便馬上制止。因為當地的老百姓，特別是勞動人民，不用草紙，而是用高粱秸來代替。用草紙容易被敵人發(fā)現，引起懷疑。過去，就曾經因在生活細節(jié)上不注意而犧牲了一些同志。

1940年2月，秦鴻鈞的第二個孩子出世了。為紀念這段不平凡的經歷，他們給孩子取名“濱生”。5月，遵照黨組織的指示，他們離開哈爾濱，取道天津、青島，坐船回上海。正當他們準備從青島返回上海時，忽然接到賀百珍家屬的一封信，信上寫著這樣幾句話：“我原來給你們的小孩起的名字不吉利，把他的名字改了吧。”這句話，是他離開哈爾濱時和賀百珍約定的暗號，意思是說賀百珍已經被捕。為了防止意外。秦鴻鈞決定將孩子的名字改為“小小”。同時，決定改變回上海的路線，乘火車經濟南回上海。

秦鴻鈞帶領全家回到上海后，在打浦橋新新街新新南里315號一幢舊式樓房里住了下來。準備和第三國際遠東局取得聯(lián)系，但始終未能接通。這時，恰好碰到了在蘇北解放區(qū)工作的紀剛，就把這一情況告訴了他，紀剛又轉告蘇北新四軍的—位負責人楊帆。楊帆得知這情況后，決定要秦鴻鈞到蘇北工作。1943年夏秋之間，秦鴻鈞離開上海奔赴蘇北解放區(qū)新四軍軍部所在地——鹽城。

秦鴻鈞在蘇北解放區(qū)工作了不到兩個月，遇上了從蘇聯(lián)返回蘇北解放區(qū)的劉長勝。當劉長勝得知秦鴻鈞在上海曾搞過電臺的情況后，就決定讓他返回上海，負責與黨中央聯(lián)系。在秦鴻鈞離開蘇北回上海時，華中局的領導同志握著他的手，親切地說：“秦鴻鉤同志，請轉告上海的同志，感謝他們對解放區(qū)的支持。這里有一份極重要的文件，請你務必帶回上海，交給地下黨的領導。”秦鴻鈞連連點頭，搭上一條販豬的貨船返滬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歷時8年的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結束?？箲?zhàn)勝利后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妄想獨吞勝利果實，又發(fā)動了大規(guī)模的內戰(zhàn)。為照顧秦鴻鈞和保證地下電臺的安全，上海地下黨組織決定，將秦鴻鈞親自接送文件的任務轉給韓慧如。秦鴻鈞把黨組織的決定轉告了妻子，并對她說：“你所傳遞的都是黨內機密文件，稍有疏忽，就會給黨和革命造成不堪設想的損失！”同時又告訴她一些傳遞文件的方法。韓慧如根據秦鴻鈞的交代，把傳遞的文件折得小小的，有時藏在包花生米的紙包里，遇上接頭的同志，以請他們吃花生為名，把文件遞送過去。文件多了，就藏在火柴盒中、卷在香煙里。這些偽裝，都巧妙地瞞過了敵人。

1947年底，在人民解放戰(zhàn)爭勝利發(fā)展的同時，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的愛國民主運動也進一步高漲。國民黨反動派加強了對統(tǒng)治區(qū)人民的法西斯統(tǒng)治和鎮(zhèn)壓，在全國各地指使軍警特務肆意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、工人、青年學生和愛國民主人士，禁止一切愛國活動。1948年初秋，楊樹浦發(fā)電廠工人、共產黨員王孝和被國民黨的“特刑庭”殺害。韓慧如聽到這一消息后，心情很不平靜。她不但為王孝和的犧牲而難過，也為秦鴻鈞的安全擔心。秦鴻鈞卻坦然地說；“革命本來就是要流血的，反動派殺害了一個人，千千萬萬個人會站起來，讓我們以實際行動來紀念王孝和吧！”

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，秦鴻鈞的工作就更艱難了。他的工作室，是一間矮小的閣樓，為了隱蔽起見，樓板都用紙嚴嚴地糊了起來，天窗用雙層厚布遮住，連小小的燈罩也要用黑布圍扎結實。夏天，小閣樓像蒸籠一樣悶熱，一個通宵下來，汗水往往浸濕了桌子和凳子，寒冬，薄薄的屋頂又擋不住室外低溫的侵襲，時間一長，手指凍得發(fā)麻。久而久之，秦鴻鈞得了關節(jié)炎，由于長時間的夜晚工作，眼睛也不好使了，韓慧如為他著急，他卻指著自己的耳朵說，“只要這個不壞就行。”

在敵人的心臟里戰(zhàn)斗，必須應付各種復雜的社會環(huán)境。他家樓下有個客房，他就利用客房設立了一個“一貫道”的道壇，并雇了一個老太太當看守。由于設了道壇，樓下就可以不再住人，反動警察檢查也就放松了?？墒菚r間一長，道徒多起來，每天晚上，都有人來燒香、叩頭、念經。那個壇主又經常要韓慧如入道．經過認真考慮，秦鴻鈞決定讓韓慧如表面上去“入道”，這樣既可以避免敵人懷疑，又可以乘勢了解他們的內部情況。于是，韓慧如就按照秦鴻鈞的要求“參加”了一貫道。

隨著形勢的發(fā)展，秦鴻鈞的任務也更重了。黨組織決定，讓秦鴻鈞裝成一個“失業(yè)者”，以便白天在家休息，晚上集中精力搞好電臺通訊工作。同樣，韓慧如的工作也十分繁忙，白天去學校教書，下班后接送文件，晚上還要和那些道徒燒香、叩頭，掩護秦鴻鈞工作。就是在這樣復雜的環(huán)境下，他們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警覺，千方百計完成黨交給的任務。

1948年底至1949年初，經過遼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戰(zhàn)役，蔣家王朝面臨著覆滅的絕境，解放大軍準備渡過長江天塹，上海臨近解放。垂死的國民黨反動派更加瘋狂，大肆逮捕我地下工作者。秘密槍殺進步人士，還不斷從空中、地面對我地下電臺進行電訊偵察。

1948年11月，李白同志的電臺被敵人破壞，他也被捕。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劉長勝立即將這一情況告訴秦鴻鈞，要他嚴密注視敵人的動向，提高警惕。當時，秦鴻鈞的電臺，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擊戰(zhàn)爭，又要配合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上海的戰(zhàn)斗。此刻，為了祖國的解放，他不顧個人安危，對可能發(fā)生的一切，做好了思想準備。他在和韓慧如談到王孝和犧牲之事說：“搞革命嘛，總要流血犧牲的。在革命斗爭中獻身的豈止是王孝和同志一個人呢！你記住，我們自己也有隨時被捕，隨時腦袋落地的可能，我們應該時刻準備著！”在敵人警笛尖叫，警車橫行，不斷搜捕的情況下，他依然按時戴上耳機，聚精會神地按著電鍵，使紅色電波在白區(qū)長空傳播，及時傳達中央的指示，匯報上海的情況。但是，秦鴻鈞同志的電臺終因使用時間過久，被敵人發(fā)覺而遭到破壞。

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時，秦鴻鈞像往常一樣，在小閣樓里工作。韓慧如在二樓的窗臺上觀察外面的動靜。突然，一輛警車飛速駛來，接著，樓下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，韓慧如心中一驚，馬上向小閣樓發(fā)出警報，不一會，十幾個特務破門而入，朝天開了幾槍，直向小閣樓撲去。這時，正在閣樓上工作的秦鴻鈞，聽到了韓慧如的警報之后，干凈利落地發(fā)出最后一組告急電報，通知對方停止發(fā)報，并隨手拆壞了機器，毀掉了剛收下的文件。面對嚎叫的敵人，秦鴻鈞泰然自若，投以蔑視的眼光，表現了共產黨員臨危不懼的氣概。他和韓慧如被戴上手銬，押上警車，投進監(jiān)獄。

國民黨上海市警備隊第二大隊特刑庭對秦鴻鈞進行了秘密審訊。秦鴻鈞在敵人的法庭上，大義凜然，堅貞不屈。后來，敵人有意安排了他與韓慧如見面的機會，企圖從他們會面中獲得一點情報。秦鴻鈞識破了敵人的陰謀詭計，一再叮嚀韓慧如，無論敵人怎樣兇殘，都要保守黨的機密，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(jié)。敵人見此一無所得，便對秦鴻鈞施加酷刑。扒去他身上的衣服，捆在老虎凳上，一塊塊加磚，直至兩條腿骨都被折斷，肺部重傷，但仍沒能得到半點口供。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敵人只好將秦鴻鈞轉解到上海四川北路警備司令部。

敵人在秦鴻鈞身上耍的花招一一破產后，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、特務頭子毛森決定對秦鴻鈞下毒手。1949年5月7日，秦鴻鈞和李白等12位難友被提出監(jiān)獄，押送到浦東戚家廟。臨刑前，烈士們高唱國際歌，高呼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悲壯的歌聲，高昂的口號，沖破了黑夜，迎來了上海的解放。

（選自朱孟明、莊傳璋主編《沂蒙星火》，山東大學出版社，1990年版）